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结婚讲究"三转一响"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。其中最有分量的，是那台缝纫机。蝴蝶牌、飞人牌，一台一百多块，是一个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。谁家娶亲陪嫁一台缝纫机，是能在全村扬眉吐气的事。
我家那台是飞人牌，黑铁架子，皮带轮，底下两块踏板。妈妈踩起来，机器就"嗒嗒嗒嗒"地响，像小雨点落在铁皮屋顶上。她左脚一踩，针就下针，线就走线，一条裤腿从这头缝到那头，笔直得拿尺量都一样。
冬天最冷的那几个月，她总是在灯下踩着踏板，给全家人做过年的新衣服。脚冻得通红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，手里的布还是稳稳地推过去。我的裤子膝盖磨破了，她剪一块布打个"补丁圆"，再绣一朵小花上去，破裤子就变成全班的独一份。
我考上大学那年，她连夜用缝纫机给我缝了一床新被罩，被角缝得结结实实。她说："被罩容易坏，多踩两圈，你睡四年都没事。"那床被罩我盖到毕业，一个线头都没开过。
现在买衣服，点一下手机，三天到家。妈妈的缝纫机在储物间里落灰，皮带松了，踏板踩不动了，罩着一块花布，像个打盹的老人。搬了三次家，她每次都坚持要把它带上，谁劝都劝不动。
那"嗒嗒嗒嗒"的声音，如今在绝大多数家庭里已经听不见了。它消失在一个被网购、被智能推荐、被三天到货填满的时代里。但我知道，那个声音没有真的消失——它缝进去的那些牵挂，还穿在很多人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