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阿姨六十二岁退休那年，报名成为了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。家里人想不通：好不容易闲下来，去陪一群快走的人，图什么？她说："我就是想看看，一个人到最后，最放不下的是什么。"
她陪的第一个老人姓周，七十多岁，肺癌晚期，住在安宁病房。周大爷清醒的时候几乎不说话，护士说他从确诊那天起就闭着嘴。陈阿姨每天去，坐在床边，也不急着开口，帮他削个苹果，把电视调到戏曲频道。连着去了七天，第八天下午，周大爷忽然开口："我年轻的时候在剧团跑过龙套，唱过三年老生。"那天他断断续续讲了两个钟头，讲他跑过的码头、年轻时喜欢的一个姑娘，还有写给姑娘的那封信——信没寄出去，跟了他在箱底四十多年。
第二天，周大爷让陈阿姨帮他找信。信真的在，纸张发黄，字迹工工整整。他颤着手看了一遍，说："麻烦你，替我把它烧了。"陈阿姨问："不留着？"他说："留了大半辈子，够了。留着，就还是放不下。"
信烧完的第三天夜里，周大爷走了。值班护士说，走得很安静。
陈阿姨后来陪过很多人。她发现人到最后，放不下的从来不是钱和房子，而是几件小事：一句没说完的话，一个没见成的人，一封没寄出的信，一次没开口的道歉。"你以为临终的人都在想什么大事？"她说，"其实都在想很小的事。小到说出来，自己都觉得好笑。"
也有人问她，陪这些陌生人，难不难受。她说，难受，但值得。"我陪他们走完最后一程，其实也是在预习自己的最后一程。总有一天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希望也有人这么坐在我床边，听我把没说完的话说完。"
陪陌生人走完最后一程，听起来是付出，其实是一种提前的练习——练习告别，练习把该说的话，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说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