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，北京一个老四合院拆迁，搬家公司在墙角的旧樟木箱里，发现了一个铁皮盒子。
盒子里是一摞信。最早的一封写于光绪二十九年，也就是1903年；最晚的一封写于2003年。整整一百年，五代人，132封信。
写信的人，有些从未见过收信的人。曾祖父写给祖父的信里，第一次提到"我想让咱们家孩子都去上学，不当睁眼瞎"；祖父年轻时写给父亲的信，是在逃难路上用铅笔写在烟盒纸背面的，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；父亲写给母亲的信，是八十年代异地工作时的两地书，每次末尾都要问一句"家里的米够不够吃"；到了孙女这一代，信变成了电子邮件，只有每年过年，她还会亲手写一封纸信寄回老家，家里人说，这是"老规矩"。
拆迁那天，家里人围在铁皮盒子前，把132封信按时间排开。从毛笔小楷，到钢笔，到圆珠笔，到打印字，一百年的字迹摆了一桌子。最小的孙子问："这些都是谁写的啊？"
没有人能全部回答。有些信的主人，家里已经没人记得长相了。但每个人都认得自己亲人的字迹——"这是爷爷的字，他写字爱往右斜""这是我妈的字，她写'的'字总是少一横"。
那一刻他们突然明白：这个家真正传下来的，不是房子，不是存款，是这些字。字在，人就没走远。
后来，孙女把这些信全部扫描、整理、录入电脑，做成了一本《家书五世》。她在序言里写："我给这些信做了'数字化备份'。但我知道，信的价值不在备份里，在每一个打开它的人心里——那是我曾祖父隔着120年，想对我们说的话。"
2026年，铁皮盒子还在新搬进的家里，收在书柜最高一层。每年春节，全家还是会读几封旧信。那是这个家族独有的、和祖先对话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