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体化的年代里，一户人家一年能分到多少粮食、多少现金，最后都要落在一样东西上：工分。而决定工分的地方，通常是一间队部、一盏电灯、一本簿子、一支笔，和一个记工员。
工分的算法各地不一样，但基本框架相似。先是"底分"——按一个劳力的体力定出每天的基础分值，壮劳力常见是十分，半劳力（妇女、老人、半大的孩子）六分到八分。底分定下来，一般一年评一次。
然后是"评工"。有的地方"死分死记"，干一天记一天底分，简单，但没什么激励；有的地方"死分活评"或"自报公议"——晚上收工后大家坐在一起，按当天干活的多少和好坏给每个人定当天的分，可以高于也可以低于底分。这一环是当年矛盾最多的地方，因为它是熟人之间的当面打分。
记工员往往是队里识字的那个人。他每天记，工分簿上写着日期、姓名、事项、分数，一个人一年下来是厚厚一串数字。到年终决算，全队的工分汇总起来，去分全队的收入——分粮食，分现金。
分配的比例是关键。很多地方实行"人七劳三"或"人六劳四"，也就是分下去的粮里，七成按人头、三成按工分。这个设计的用意是保证劳动力少的家庭也能吃上饭，但直接的后果是：劳力多、工分多的家庭会觉得"干得多、分得少"；而劳力少、人口多的家庭，算下来常常是"倒挂"——欠着生产队的粮钱，这笔账挂在队里的往来账上，一年一年往下拖。
1980年代初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，土地分到户，"交够国家的、留足集体的、剩下都是自己的"——这套逻辑把工分制存在的基础直接抽掉了。到1983年前后人民公社改为乡镇建制，工分就在大部分地方退出了。
现在一些乡村博物馆里还留着当年的工分簿，纸很薄，字很小，一行一行，密密麻麻。那上面没有故事，只有数字。但每个数字后面都站着一个人，和一个等粮食的冬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