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有声音，才有人。村里的孩子最先认出的，不是货郎的脸，是他手里那面拨浪鼓。鼓声有节奏，每个货郎的摇法还不一样，日子久了的村里人一听，就知道来的是哪一个。
货郎挑的是一副担子。两头各挂一只木箱，箱子上面镶着玻璃，玻璃底下是分格的小抽屉，装着针、线、顶针、松紧带、纽扣、发卡、火柴、铅笔、雪花膏，最上面那一格往往是糖豆，专门留给孩子看。玻璃盖是必须的——东西一目了然，买卖才做得快。
那个年代，村口没有商店，买一根针要走十几里路去供销社。货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价格，是路。他把整个"商店"挑到了家门口。
但货郎真正的本事，在交易方式上。多数时候，他不收钱。
一副担子挑进村，常常是这样成交的：一个鸡蛋换两根针，一双旧鞋换一包火柴，破铜烂铁、旧胶鞋、玻璃瓶、牙膏皮，都能折价。收的东西里最有讲究的是头发——剪下来的长发按斤收，卖给外头的工厂做假发和毛刷。所以那年头，很多女孩子留着长辫子，不只是为了好看，辫子本身就值钱。
这就带出一个外人不容易理解的现象：货郎的账，全在脑子里。谁家这次东西拿走了、下回补上，谁家去年欠两毛钱，他都记得。山村小，人跑不掉，信任是唯一的担保。
这门生意的门槛，最后是落在身体上的。一副担子装满货，少说三四十斤，一天走二三十里山路，一年到头，除了过年那几天，几乎都在路上。挑担子的人多半是三四十岁，再大就挑不动了。所以老货郎很少见——他们不是退休的，是干不动了。
货郎的退场分了几步。先是供销社和各个代销点铺到了大队，固定的店比流动的担子稳当。然后是承包到户以后，村里的小卖部一个个开起来，货比货郎的担子全。再往后，摩托车、电动三轮车进了村，卖货的人不必再靠一副肩膀和两条腿。
最后剩下的，是那面拨浪鼓。
它现在多数躺在旧货市场和民俗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和它当年箱子上的玻璃盖一样，隔着一层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