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十年代的县城邮局门口，通常有一张折叠桌、一把椅子、一个墨水瓶。桌上压一块玻璃，玻璃下面压着几张写好的信纸当样品。桌子后面坐着的人，就是"代笔先生"——街坊的说法是"写字的"。
找他的人大多不识字。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两斤鸡蛋，或者攥着几张毛票。坐下先不说要写什么，先说说家里的事：儿子在东北当兵，上个月寄了钱回来；闺女嫁到邻县，今年没回；老母亲的腿又疼了；村里的地重新分了。代笔先生一边听一边在草纸上记几句要点，听完了才问一句："这封信，是想让他回来一趟，还是就想让他知道？"
这个"问"是关键。代笔这活儿的技术含量不在字好看，而在把一段说不清楚的话，变成一封有分寸的信。报平安的信不能写得太惨，否则在外的人会担心；要钱的信不能太硬，否则伤和气；诉苦的信要留台阶；给单位写的申诉、证明、告状又要换一套词。同一件事，说给儿子听和说给村支书听，是完全两封信。
价格不贵。五六十年代写好一封几分到一毛，七八十年代一两毛，长信加倍；有的地方不按封算，按页算。赖账的很少——来的人多半穷，但这件事上不讲价。
这个行当来路很老。旧时叫"代书"，读过几年私塾、会写毛笔字但没有功名的人，在庙前、衙门口、集市上摆摊，替人写家书、写状纸、写契约。到民国，邮政系统铺开，信有了地方寄，代写书信就固定在了邮局门口。五十年代之后，扫盲运动把识字率拉起来，但代笔并没有立刻消失——因为信要寄往的地方越来越远，而"会写字"和"把一件事说清楚"不是一回事。
它最后是被电话替掉的。九十年代开始外出务工的人多了，家里攒钱装电话，或者跑到村口小卖部打长途。电话五分钟能说完的事，不用再等一封信走七天。再往后是手机、短信、语音。等到老人也会用语音转文字，代笔先生就真的没生意了。
但代笔这活儿的核心，其实一直没被替掉。今天帮爸妈在微信上打字的人，帮长辈写请假条、写投诉、写朋友圈文案的人，做的是同一件事——把一个人嘴里说不出来的话，整理成对方能读进去的形式。区别只是：过去这件事在邮局门口，收两毛钱；现在它分散在每一个家庭里，免费，而且通常没有人记得说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