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北的冬天来得早。早上五点，天还黑着，老周已经在道口房旁边站好了。身后是那根斑驳的木栏杆，前面是两条伸向远方的铁轨，远处传来一声汽笛——他知道，是那趟四点钟从山那边出发的运煤车。
他立正，抬手，向着火车敬了一个军礼。车头亮着灯呼啸而过，带起一阵风，雪沫子扑了他一脸。他放下手，转身回道口房，铁皮炉子上的水正好开了。
老周守这个道口，守了四十年。1970年代他退伍回来，分配到铁路工务段，第一个岗位就是这个道口。那时候这里还是土路，一天过不了几辆车，来往最多的是一辆装满庄稼的牛车。他负责在火车来之前放下栏杆，举着信号旗站到铁轨中间去。头几年，他总怕自己"误了事"，夜里睡着都会惊坐起来，摸一摸枕头边的信号旗在不在。
后来他慢慢摸清了这条线上的脾气：哪一趟车几点过，误差不超过三分钟；下雨天轨道打滑，车会晚一点；腊月最冷的时候，列车员的汽笛会拉得长一些，好像也知道路难走。四十年来，他从没让任何一辆车在这个道口多等一秒，也从没让一个行人抢到栏杆底下去。
道口房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纸，是他自己用钢笔抄的规章：一落杆、二瞭望、三确认、四通过。有年轻同事笑他死板，他只说一句："道口出事，就是大事。"1998年汛期，上游冲下来一块石头卡在道岔上，他跑步去拦停了正进站的客车，事后段里给他记了功，他把奖状锁进抽屉，再没拿出来过。
真正让他难受的，是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少。这几年，道口两边修了高架桥，村里人开车都走桥上，一天也见不到几个走道口的人了。栏杆落下去，再升起来，常常一下午都是空的。他有时会在空档里站到铁轨边上，看着枕木上那层被车灯照亮的油光，像是在看一条流动了四十年的河。
退休那天，段里给他办了欢送会。他没有讲话，只是照常去道口站了最后一班岗。傍晚五点，那趟他听了四十年的运煤车来了，他最后一次立正、敬礼，车头经过他面前时，驾驶员按了三声长长的汽笛——这是铁路上"致敬"的暗号。
他放下手，转身，把信号旗交给接班的小伙子，说："记住，车来的时候，人先让路。"
那一晚他坐了很久的末班车回家，窗外的铁道线越来越远。他在心里把这条线上每一个道口、每一座桥、每一段弯，都默默过了一遍。四十年，他没记住多少个名字，但他记住了这条铁路的每一寸脾气。有些守候，不需要很多人知道，就像那些立在旷野里的小道口房，一年四季，替一条路守着清晨与深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