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们村的东头，住着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，村里人都叫她"冯婶"。她的手上有一道疤，是六十多年前留下的。那是在一个下大雪的冬夜，她摸着黑去给邻村一户人家接生，滑倒在田埂上，手被碎瓷片划开，她却没顾上包扎，一路跑到了产妇家。
那一晚，她接生了一个男婴。六十多年后，那个男婴的孙子，又是冯婶接生的。
冯婶不是医生，没有文凭，甚至不识字。她是个"接生婆"——在我出生前后的那个年代，中国的农村还有几十万个这样的女人，靠一双接生过无数孩子的手，迎接了几代人的第一声啼哭。
她第一次接生，是十九岁。那年她姐姐难产，请来的接生婆在外村赶不过来，全村人都急得团团转。冯婶说，她当时害怕得手都在抖，可看着姐姐疼得满头大汗，她硬着头皮上阵，照着记忆里看过的接生婆的手法，一步步来。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，姐姐流着泪说："妹妹，你救了我们娘俩。"
从那天起，村里人都知道"东头那姑娘会接生"。再后来，十里八村的人家，生孩子都来找她。那个年代没有产检，没有手术室，甚至没有消毒液，接生婆凭的是一双手、一盆热水、一把剪刀，和几十年的经验。她知道什么样的胎位要侧卧，知道产妇阵痛到什么程度该用力，知道孩子出生后要先擦干净口鼻、拍一拍让他哭出来。
她说："孩子落地第一声哭，是这世上最好听的声音。"
冯婶接生的规矩很多。她从不收钱，只收一点鸡蛋、红糖——那是产妇家最实在的心意。她接生前总要在产房外烧一锅热水，给剪刀"过火"消毒；接生后要在产妇床头放一碗红糖水，嘱咐月子里"忌生冷、忌吹风"。这些土办法在今天看来简陋，但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就是她们用生命守出来的经验。
也有接不回来的孩子。冯婶提起那些日子，眼睛会红。有一年村里闹瘟疫，连着两个产妇难产大出血，那时候没有血库、没有急救，她眼睁睁看着，无能为力。"我抱着她们，握着手，跟她们说话，让她们别怕，"她说，"可是我没那个本事。"
后来，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，镇上的卫生院有了产房，有了专业的妇产科医生。村里的年轻人进城生孩子，来找冯婶的人越来越少。最后一个来找她接生的，是村里一个坚持要"在家生"的媳妇。那天，冯婶已经七十多岁，手不再稳，眼睛也花了，可她还是接了。孩子顺利落地，她累得坐在门槛上喘了半天。
"以后啊，就没人要我接生了。"她说这句话时，语气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件早就预料到的事。
如今村里人都说，冯婶是一本"活着的史书"。她记得村里每一户人家的孩子是谁接的，记得谁家的双胞胎是在什么时辰出生的，记得几十年前那些已经模糊了的面孔。她用一双粗糙的手，托起过三代人的初生——那是整个村子最古老也最温暖的记忆。
前年，村里一个新生儿办满月酒，主人家特意把冯婶请到上座。酒席上，有人问她："冯婶，你这一辈子，接过多少个娃娃？"
她想了想，认真地数，数到一半笑了："记不清了，几百个吧。"
满桌的人端起酒杯，向她敬酒。那一刻，她浑浊的眼睛里，好像又亮起了光——那是她的黄金时代，是无数个新生儿啼哭里的，她一个人的一生。
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文中"冯婶""阿明"等均为化名。）